我每天早晚打开手机里的收音机，将频率调到100兆赫，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呼号——“利川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久违了的呼号，这个音质优美清晰、带有磁性的播音，唤起了我在40多年前与广播结缘的一段记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利川围绕“村村通广播、户户喇叭响”的目标发展农村广播事业，也就是农村第一个“村村通”工程（一是村村通广播，二是村村通电，三是村村通水泥公路）。到1979年，全县农村广播线路总长7479公里，广播喇叭总数达到86332只，入户率达到60.8%。
　　 “小小喇叭墙上挂，坐在家里知天下。”农村广播成为当年农民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国内外新闻信息、欣赏文艺节目、掌握天气预报的主要途径，被称为农民的“顺风耳”。
　　 那些年我在学校教书，学校走廊上的广播喇叭陪着我们夜间办公，早上陪着我们起床，真正实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当然，除了农村广播，我在学校还可以从报纸上了解到外面的信息。遗憾的就是我们当地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却一直在广播里没有音、报纸上没有影。于是我开始利用教学之余，给区、县广播站和报社写稿。
　　 在我们信息闭塞的深山，乡亲们对广播的重视和爱护让我非常感动。那时的农村广播线路网很落后，一根小铁丝，一根小木杆，一个纸喇叭。每逢刮风下大雨或大雪封山的时候，很容易倒杆断线。一旦广播声音中断，哪怕在夜晚，乡亲们就会自发地沿着着一条条广播线路翻山越岭，淌水过河下田巡查检修，排除故障。“哪里出了问题？”大家相互间高声询问，在山沟里此起彼伏；一束束电筒、火把的光亮在山上、田间里舞动。
　　 记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头一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新年之夜，漫山遍野铺着厚厚的积雪，“刀子风”刮得“呜呜呜”地叫，路上的冰凌像泼了桐油。偏偏这时广播线路又出了故障，我顺着线路查找，发现村民向贤会正爬在一颗椿树上剔枝丫，原来被积雪压趴下来的树枝压断了一档广播线。我打着手电筒，向贤会剔除枝丫，接通了广播线。我和向贤会交谈，才知道自从农村有了广播，向贤会主动担任了义务护线员。一年四季无论白天晚上，无论天晴下雨下雪，查线护线成了他的自觉行动。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篇《向贤会雪夜维护广播线》的稿件，第二天一早寄到县广播站，第三天晚上全县新闻联播就播发了这篇稿子，次日早上新闻联播又重播了一次。
　　 我去向贤会家里给他报喜。向贤会的妻子告诉我，昨天晚上，向贤会就听到广播里头在念他的名字，广播声音有点小，向贤会搭一个凳子把耳朵杵在广播喇叭边听完了广播。向贤会高兴得像个孩子手舞足蹈，没注意凳子一头打翘，向贤会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把她的妻子儿女吓了一大跳，一看没有摔伤哪里，一家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向贤会喜形于色地告诉我说：“我活到60多岁，还是第一次上了县里的广播，孙老师你说我啷个不高兴唦！”从此向贤会更加热心护杆护线，保持广播畅通无阻。
　　 1977年冬天，我老家那个生产队来了一位姓雷的驻队干部叫雷德立，他是县粮食局的驻村工作队员。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军转干部，工作非常扎实，处处吃苦在前，只是他脾气暴躁，常常让人不待见他。
　　 在生产队劳动中，为了戒掉社员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混工分的习惯。雷德立成天提着一个铁皮喇叭跟在社员屁股后面，看到哪个社员伸一下懒腰，或者手杵锄把谈家常，就黑着脸用铁皮喇叭吼人一顿。由于他用喇叭吼人的声音有时像打雷，社员们当面称他雷同志，背地里叫他“雷神爷”，后来干脆都统一口径叫他“雷神爷”了。
　　 在大队茶厂上班的老程是全大队有名气的插秧能手。在插秧大忙季节，老程利用茶厂休假时间主动回到生产队突击插秧。一天，他的脚在田里被划伤直流血，就从田里起身到附近一户人家包扎伤口。“雷神爷”来到田间一看插秧能手不在，就不问青红皂白，用喇叭狠狠通了老程一顿，老程一气之下回茶厂去了。
　　 生产队一位妇女的小孩生病，找队长请假去医院给小孩看病回来，刚把小孩从背篓里放下来喂奶。“雷神爷”路过这里，看到那位妇女坐在家门口没有上工，就恶狠狠地把那位妇女吼了一顿，那位妇女气他不过，回骂道：“我细娃病成这样，你眼睛瞎哒？”于是两人就对骂起来。
　　 党中央关于“转变干部作风、部门经营作风”的文件传达到基层以后，雷德立学了文件心里很不平静，深感自己作风粗暴，影响了干群关系，自己的工作也是“顶起碓窝唱戏”，人也吃了亏，戏也不好看。
　　 从此雷德立再不用喇叭吼人了，还放下架子首先主动与插秧能手和那位被误会受到批评女社员妇女谈心，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态度粗暴的毛病。
　　 雷德立还在生产队群众会上深刻检讨了自己遇事不调查，简单粗暴的作风，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雷德立的态度得到了社员们的谅解。从此，“雷神爷”坚持耐心做群众思想工作，群众也对他的工作作风满意了，大家都亲热地称他雷同志，有时还和他说几句玩笑话。
　　 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参加劳动，听到生产队会计念起了他编的顺口溜：“党的政策合民心，雷神爷再不乱吼人。铁皮喇叭睡大觉，雷神爷从此改了名。”于是我写了一篇《“雷神”再不打雷了》的稿件被县广播站和《恩施日报》采用。报社编辑还在恩施报《学习通讯》上发表文章说：“《“雷神”再不打雷了》是一篇个性鲜明的好新闻，题目本身就很形象生动，全文不过1000字，就把一个干部转变作风的事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新闻报道要注重以个性反映共性，切忌以共性湮灭个性”。我的稿件第一次见报就受到报社编辑部的鼓励，无疑增强了我坚持业余新闻报道的信心。
　　 不久，我针对干部作风问题，给报社采写了一篇《干部随意重处罚，群众怨言日渐多》的内参稿件，发到报社，报社内参采用后，将内参发往所在公社大队，要求整改回复。这一下我算是捅了马蜂窝。
　　 这位生产队长跑到大队公社发难，表示要撂下队长不干了。大队、公社干部找到我，他们拿着我的采访笔记找队长和社员们，一件事一件事地核对，确认全部属实后，发现有些更严重的问题，我还没有写进内参，本来准备批评我的大队公社领导，这下也就无话可说了，还鼓励我继续搞好舆论监督。
　　 这件事情也提醒了我，无论是正面宣传还是舆论监督，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即使现在写散文，我也按照散文主要事实必须真实的原则要求自己。
　　 新闻报道重在“吃透两头”，一头是上面的政策，一头是下面的实际情况。也只有吃透两头，脚踏实地，才能够写出“人人心中所想，他人笔下所无”的独家新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的阻力在我们边远山区农村还是相当大的。“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抵门杠。”就形象地比喻了当时的情况。
　　 县粮食局驻村工作队将一位一贯表现很好的地主子弟推荐为劳动模范，受到大队表彰。当这位地主子弟上台领奖的时候，台下掌声稀稀拉拉，会场交头接耳，有人甚至站起来质问道：“他一个地主子弟也够资格当劳模，我们真资格的贫下中农为什么不能当劳模？是不是半夜起风——天变啦？”我将这件事写成新闻报道，很快被《恩施日报》发表，随后县广播站也采用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投到公社广播站的这篇稿件却被压了下来。后来这位编辑看到上级广播电台和各级党报都采用了这篇稿件，就拿着稿件请示区委宣传委员，宣传委员批评这位编辑说：“人家已经敢这么做了，上级的广播、报纸也采用了这篇新闻，你们却还在怕这怕那！”从这篇稿件的一压一登，反映了基础部门思想解放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在深山姗姗来迟，但农村的变化却已悄然兴起，成为我从事新闻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几年间，我采写了一大批有关农村改革的新闻稿件，反映了当地从思想观念到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
　　 与我老家不远的栏堰村新庄坝上的人们很有经济头脑。在农村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新庄坝上的社员们就在猪市场“牵索索”（转手倒卖），在粮食市场“玩撮撮”（短斤少两）等手段赚钱。坝上那些有纺棕绳祖传手艺的人家，则利用生产队放假时间纺棕绳卖，经常被当做搞资本主义批判。于是，社员们白天不敢纺棕绳，就等到深更半夜蒙上窗户在煤油灯下纺起来。可是“哗啦啦”的纺车声还是被人听到了，旧的纺车被干部收缴，他们又做新的继续偷着干。
　　 农村改革开放政策释放了社员们的致富潜力，有了施展手脚的机会。
　　 新庄坝上一些能工巧匠从市场上买回棕片加工棕绳卖钱，随着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仅城里人的床垫很讲究，就连乡下人的床上铺垫稻草、包谷叶壳的也越来越少，棕床垫在城乡市场都很俏销，新庄坝上社员们又用自己加工的棕绳编织棕床垫。
　　 从撕棕片到纺棕绳，从编织棕垫到加工床垫木架子，男女老少都参与，在新庄坝上形成了家庭社会化分工的棕床垫加工生产，新庄坝上共57户人家除了一家五保户，有56户从事棕床垫加工业。
　　 在人们观念很封闭的年代，新庄坝上棕床垫加工的传统技术从不外传。他们一直遵循着这条规矩：“谁家把工艺外传，谁就砸了自己的饭碗！”
　　 随着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热潮兴起，人们的开放意识不断增强，新庄坝上这个规矩也被他们嫁出去的姑娘给破除了。
　　 新庄姑娘叶运术在1983年冬天嫁到二十里外的龙凤村尹家。初来乍到的叶运术，无奈地看着耸入云天的齐岳山挡着村里的出路，社员们农忙下田干活，农闲季节成天呆在在家打牌。
　　 面对这个现状，叶运术心里很不是滋味。娘家新庄坝上发展商品经济搞得热火朝天，而尹家几条光棍除了打牌闲逛就无所事事，一大家子人吃饭用钱都靠那点大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为啥这里的村民们都宁愿守穷，也不去寻找致富门路呢？
　　 叶运术回到娘家说出了自己的忧虑，也讲出了想带领婆家搞棕床垫加工业的打算。开始，胆小怕事的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女儿坏了老规矩。可是女儿毕竟是娘老子的心头肉，父母经不住女儿以死相逼，也只好默认了，还悄悄借给女儿一架纺车和本钱。从此尹家靠棕床垫加工业渐渐富起来，还带动龙凤村兴起了棕床垫加工业。叶运术也成为一方致富带头人，受到了上级表彰。
　　 新庄坝上的姑娘余生群1984年10月嫁到一心村，余生群收下丈夫当徒弟，在婆家搞起棕床垫加工业，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甜蜜。余生群的公婆逢人便夸耀：“儿子娶来一个媳妇，请来了一个师傅，带来了一个发家致富的门路！”
　　 叶运术和余生群带头破了棕床垫加工技术自古不得外传的老规矩，坝上的姑娘们纷纷效仿。从此新庄坝上的姑娘嫁到哪里，哪里就兴起了棕床垫加工业。
　　 我利用几个星期天，到各地进行了采访，写了《娶进一个媳妇，引来一条富路》的长篇新闻通讯，被县广播电台和省广播电台播出以后，还被《恩施日报》《湖北日报》《中国青年报》采用。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出现了许多急需解决的新问题。比如长期习惯了催耕催种的基层干部现在怎么干？农村五保户、困难户怎么办？社队企业优化组合的富余人员怎么消化？针对基层如何解决生产责任制出现的新问题，我利用家访的时间进行深入采访，写出了一批经验性的典型报道，分别被利川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恩施报》《湖北日报》《农民日报》采用，其中《书记送来“定盘星”》在《恩施日报》头版头条配评论发表，有的报道还配短评和编者按发表。
　　 因为业余新闻报道搞出了成绩，1983年1月，我作为全县唯一的新闻通讯员代表，出席了利川县第21届劳模大会受到表彰。县委宣传干事对我进行了采访，县广播站、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恩施报》《湖北日报》进行了报道。长期搞新闻报道的我，反过来被别人采访报道，还真不习惯。
　　 从广播新闻写作起步，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1984年4月我被招考到利川人民广播电台从事编辑记者工作，从三尺讲台几年的舌耕岁月，走向了广阔天地的笔耕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