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农村残疾妇女的生死挣扎在网络上热议。很多网友也非常关心农村残疾妇女的生死挣扎。为此，小编也在网上进行了一些研究。搜索相关信息。如果有感兴趣的网友想了解具体情况的话，小编将我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分享给大家。

买婚、鬼婚等旧俗不仅是历史遗迹，也是人口失衡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父权制的复活。农村残疾、低智妇女作为不平等社会的底层，是整个社会的受害者。

近日，多则有关农村智障妇女遭受待遇和虐待的新闻见诸报端。最令舆论震惊的是，山东智障妇女方阳阳被丈夫家人残酷折磨致死。她死后，她的尸体被安排秘密结婚。几乎与此同时，河北省威县精神康复医院的一名女患者被该院一名男护士发现怀孕。今年3月，昭通市一名右手残疾的15岁女孩被持刀强迫卖淫。她拒绝服从，从五楼跳下受伤。 2019年，广东茂名信宜市一名12岁残疾女孩被强奸，一年内两次被发现怀孕。警方调查发现，包括一名82岁男子在内的多名男子正在袭击这名残疾女孩。 2016年，甘肃两名智障妇女被谋杀，意图出卖身体用于黑社会婚姻。

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可以帮助我们粗略地拼凑出一个低收入智障女性的人生经历：由于自身的身体缺陷，出生在贫困荒凉的地区，她们失去了全方位的身心自由和发展权。 。有些女孩没有时间成长，就成为了发泄欲望的工具。还有一些女孩无法抗拒家庭的安排，以彩礼的名义被卖去生孩子。她们活着时无法说话或反抗，她们的经历往往直到怀孕才被发现。其他人被发现遭受长期殴打和饥饿直至死亡。他们生前受到鄙视，许多人没有活到正常死亡年龄。一些女孩死后，尸体成为受欢迎的陪葬品。

方某阳小时候的照片。 1997年出生的女孩方某阳因无法怀孕而遭到丈夫和公婆的虐待，最终惨死的案件震惊全国。施暴者和加害者的行为是不道德和违法的。但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心不古、世界道德水准下降的简单道德问题。亲戚与农村社会的勾结、拐卖、黑中介，不仅是人性的丧失和社会事故；这些事件本质上都是非常典型、系统性的现代社会问题：性别筛查和计划生育深刻改写了人口结构，导致了男性多于女性的性别失衡。与此同时，在城乡二元性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处于农村底层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被梯次排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逻辑延伸到明码标价的婚姻和爱情，将女性工具化到极致，甚至榨干她们尸体的“剩余价值”。宗法政治经济文化和迷信风俗挥之不去，催生了畸形、无序的农村婚恋社会。恐怕这些故事中唯一无辜的人就是低收入的智障妇女。

人口失衡的后果

据公众号《水瓶座时代》报道，在精神病院被男性看护强奸后怀孕的女子刘雨晴（化名）家住河北蔚县。这里，适婚男女的性别比高达159:100，其中男性多于女性11000多人。上述众多受害者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多个为找不到妻子而苦恼的中国下层男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预计，“到2020年，我国特别是农村将有3000万光棍大军”。进入2020年，人口失衡的后果已经完全显现出来。

刘雨晴的丈夫杨刚只是这支三千万大军中的一员。据记者描述，肇事者郭某是医院护士，他甚至主动制止了对刘雨晴的殴打，因为他和受害人的丈夫“彼此同情”，面临着同样的婚姻困境：“两人住了20年。在老家相隔数年，在农村，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同一条船：郭31岁仍单身，杨刚22岁还没有孩子，他们同样“丢脸” ’在农村地区。”

许多关于人口和婚姻的研究在二十年前就预见到了郭和杨刚所面临的单一问题。除了男女绝对数量的不平衡外，婚姻还受到“男尊女卑”等择偶标准等社会观念的规范。总之，女性希望通过婚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只愿意选择经济和社会条件更好的男性。相比之下，男性通过婚姻实现向上流动的情况则不太常见。特别是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带来的高流动性，婚姻流通范围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大。虽然只有极少数女性真正通过婚姻实现向上流动，但女性通过婚姻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可能性高于男性。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拉大，客观上强化了经济因素在择偶标准中的权重，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农村适婚男性过剩的问题。这种不平衡使下层男性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婚姻挤压。

很多文献资料也指出，男多女少的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婚姻困难，会造成很多社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非主流婚姻模式将成为无法跨过婚姻门槛的单身男性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方式。许多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新婚、新娘婚、买婚、继婚（兄弟与弟媳再婚）现象普遍存在。男性婚姻挤压的另一个后果是女性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妇女面临更大的失踪、贩运和暴力风险。巫山童养媳马盘艳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案例。刘雨晴的人生也是如此。她的母亲被拐卖到魏县后又逃走。刘雨晴从小就被卖了。她结过两次婚，因智力低下、对性生活有抵触情绪而受到婆家人的质疑。她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遭到强奸并怀孕。

另一种流行的选择是跨境婚姻。关成云等人利用该数据库检索了2010年至2016年有关越南新娘的报道，经过去重筛选后的322条报道中，有关越南新娘的新闻出现在中国22个省份。据统计，娶越南新娘的男性中，94.3%是农民。他们普遍年龄在30岁以上，与越南妻子的年龄差距在10-20岁左右，从而形成了“老夫少妻”的婚姻组合。一些单身人士聚集的贫困地区甚至形成了“越南媳妇村”现象。

但各种形式的畸形婚姻方式并不是解决单身问题的最终答案。他们甚至播下危险的种子。婚姻危机不仅是因为找对象困难，婚后的生活也充满危机。为了留住新娘，丈夫们常常不择手段。 2015年，“被拐女孩变山村女教师事件”刺激舆论神经。女人要留在这样的家庭，光是殴打、强奸、生孩子是不够的。甚至需要动员全村的力量。贫困与生儿育女之间的矛盾仍然威胁着家庭的稳定，并可能最终导致破裂。丈夫结婚困难的经历和对失去婚姻的恐惧显着增加了婚后实施暴力的可能性。

非传统的婚姻让男人和女人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上述针对越南新娘的研究显示，40.4%的新娘在结婚后不久就逃离婚姻，并带着财产失踪。不少越南新娘与婚介所勾结，以结婚为名行骗、逃亡。只有17.1%的越南新娘最终稳定了生活。 2013年，据海峡都市报报道，一名男子怀疑其越南妻子被骗，在结婚不到100天后用水泥砖和水果刀将她杀害。

而以彩礼名义被贩卖的残疾妇女则没有保障，无处可逃。 2013年《残障妇女社会参与和家庭地位调查分析》涵盖了黑龙江省残疾妇女样本。调查发现，19.1%的残疾妇女在婚姻期间遭受过家庭暴力，其中农村残疾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高达20.7%，城市残疾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为18.3%。残疾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形式有：长期忽视（13.7%）、侮辱或虐待（9.4%）、殴打（6.5%）、经济控制（5.4%）、限制人身自由（4.3%）和强迫性暴力性生活（1.1%）。

方阳阳的人生经历，综合了这些统计指标中的所有不幸。

父权制和新自由主义催生的现代鬼婚

方阳阳“被虐死、鬼婚埋葬”的消息已经够让人郁闷的了，更让人窒息的是，因为鬼婚市场的存在，其他残疾弱智女性像猎物一样被杀害。据2016年《检查风云》《“阴婚”利益链》报道，河南省林州市原康镇苗某为自己的侄子秘密娶了一个老婆。下葬时，棺材内传来敲击声。打开后发现棺材里的女人并没有死。公安机关由此破获了一个专门拐卖智障妇女的犯罪团伙。他们对智障妇女的家人撒谎，说她是在为公婆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该团伙将这名智障妇女带走，给她下了药使其昏迷，并将她的尸体卖给了苗某。警方发现，该团伙家中还关押着另外三名智障妇女，其中两名智障妇女已经从湖南被拐卖到河南。

《冥婚》剧照2020年的中国，鬼婚习俗或许会让自称开放、现代的都市人感到震惊，但在农村等地区它并没有完全消失。据2016年发布的《中国冥婚现象调查》报道，在鬼婚流行的地区，一些年轻人并不感到惊讶，甚至支持鬼婚。为什么现代社会对黑社会婚姻如此宽容？原因恐怕不仅仅是一些落后农民还愚昧迷信。主流传统文化甚至不能完全认可鬼婚现象——孔子以及后来的许多儒家学者都明确反对鬼婚。

对此，人类学家邓国基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正在经历“历史压缩”。国家强制社会世俗化后，改革开放了民间宗教复兴的市场，鬼魂再次进入日常生活。 “在不断高涨的新自由主义下，鬼婚等交易恰恰印证了以人力资本最大化获取物质利润为社会经济趋势核心的规则。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达到极致时，就会忽视神圣性，不要将尸体视为一块毫无知觉的肉体，而是将其视为充满潜在资本和利润的宝贵资产。”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农村鬼婚市场这样的局部微观环境中，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只提供工具性的中介和产业。 “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强烈商品逻辑解释了道德底线的破碎。但从有限的实地案例来看，女方父母愿意参与鬼婚的动机并不一定只是为了凑钱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男人投入巨资买尸也只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消费”——鬼婚的投入当然不构成真正的家庭繁衍。

鬼婚的真正动机仍然深埋在父权制之中。如果没有深入骨髓的不平等性别文化，婚姻挤压就很难延伸到农村社会文化想象中的“黑社会”。尤其是鬼婚市场的黑中介、盗尸抢尸、有偿守墓等活动，造成底层群体之间的相互消费甚至冲突伤害。在这种仪式表演中，鬼婚帮助迷失的下层阶级实现了家人未能实现的婚姻梦想。这看似迎合了“发展”的愿望，却也是父权制的要求。

“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规则也适用于尸体：鬼婚中的男​​性年龄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和社会地位更高。上述《中国冥婚现象调查》还指出，鬼婚中购买女尸的成本与聘礼有着相似的价格格局和博弈性质：女方父母愿意嫁给家庭条件好的亲戚，因此家庭越富有，在冥婚上花的钱就越多。越少。家庭条件越穷，缺钱，出血就越严重。再加上人们因高额彩礼或黑道婚姻支出而陷入贫困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对家庭繁衍的巨大投资，几乎没有回报。

对于男人来说，处于底层的未婚男人是生前未能辜负家人期望的光棍，死后也无法摆脱这种不完整的状态。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在世时被排除在社会经济资源和家庭分配制度之外，无法继承土地，也无法通过婚姻实现自决。女人死后，尸体不能进入祖坟。还不如嫁到阴间，防止尸体被盗。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底层群体都面临着性别结构问题带来的严重剥夺。

这些鬼婚无一例外地展现了中国下层婚姻的现代意义：在强制异性恋的制度下，父权和父权决定婚姻的安排，以及当事人的意愿（某种意义上，生活和生活）。死亡）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其重点是完成传宗接代、保护家族资本、维护社会地位的契约。这是新自由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阴谋，民间恶习只是其最表面的表现。

底层残疾女性的生活也很重要

弱智和残疾妇女处于贫困社区的最底层。他们的命运代表了我们社会的底线。由于智力和身体上的缺陷，这些女性不仅在个人上受到鄙视，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而且在道德和法律观念上也存在盲点。它们的缺点甚至成为犯罪分子试图逃脱法律制裁的理由。 2006年，河北省邯郸市宋家农民杀害了6名妇女。受害者要么是精神病患者，要么是舞台女郎。 2016年，甘肃一名女精神病人被骗杀害，尸体以4.02万元卖给他人，成为“鬼妻”。底层的社会失序，并不意味着拥有经济优势的中上层阶级没有责任。这些悲剧标志着你我所生活的整个社会的失败。

中国于1980年签署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2007年3月签署《残疾人权利公约》。消除对残疾妇女的歧视，保护她们的基本权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上，相关政府机构和众多公益组织早已在就业、经济能力等方面帮助智障人士，但无法覆盖所有贫困边远农村地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制度鸿沟是一条清晰的界限，将人们置于现代文明之外的底层。

这也导致了残疾人群体内部城乡差距明显。 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国残障妇女发展困境、利益需求与对策研究》指出，当城市残疾妇女开始诉求就业保障、希望更多地融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和决策时，农村残疾妇女还在为温饱和健康问题而苦苦挣扎，希望获得免费的辅助器具。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些残疾妇女争取性自主权和生殖自主权的同时，其他底层残疾妇女的生命和安全却受到了威胁。

残疾本身不能作为单一的治理因素，也不能脱离贫困的经济和厌恶女性的文化等问题。必须改善农村和贫困社区的歧视社会氛围，才能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人身安全等基本保障。很多时候，残疾是厌女文化和性别歧视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些原本健康的女性在结婚后遭受家庭暴力，导致受伤、残疾、抑郁、精神障碍等。此外，有些伤害几乎完全是无端的。 2013年，广东梅州，一名醉酒男子杀害了坐在路边的同村一名患有精神病的妇女。该男子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他将受害人赶到一座荒山上，然后焚烧、殴打、用啤酒瓶刺伤受害人、用芦苇秆刺伤受害人。这是一场纯粹的杀戮，不涉及任何经济利益或其他纠纷。

是时候结束对贫困残疾妇女的迫害和谋杀了。只有让活着的智障残疾妇女在健康、教育、经济、社会参与、性、婚姻、家庭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展，才能告慰死去的方阳阳的灵魂。只有底层残疾妇女的生命和生命尊严得到充分保障，我们的社会才能文明。

以上内容是农村残疾妇女生死挣扎的一些信息。希望这些信息能够让网友们得到他们想要了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