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早期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独裁措施，但并没有解决传统政治中的根本问题——腐败。在专制社会中根除腐败就像阻止海浪一样不可能。对于腐败，监督力量只有两种：一是儒家价值观；二是儒家价值观。二是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在乾隆的晚年，这两种情况都失去了作用。


《乾隆大阅图》，郎世宁画的
　　残酷且反复无常的乾隆

　　北京晨报：乾隆前期和后期的变化都是巨大的。为什么是这样？

　　张宏杰：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教训。另外，他受《易经》的影响也很大。他主张宽严相济，刻意不让部下了解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不断变化。而且，与一般的皇帝不同，他特别残忍。

　　北京晨报：你在书中写到了他在西北的屠杀，令人毛骨悚然，但为什么后世的文人墨客会歌颂这样一个残忍的人呢？

　　张宏杰：因为我们有强人的崇拜，只要是“做大事”，杀的人越多，就越大。事实上，乾隆的一些行为与希特勒没有什么不同。后世文人推崇乾隆，说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有人文主义的基因，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文主义还很远。应当看到，威权主义的本质是残酷的。从性格上来说，康熙比乾隆宽容得多，但一旦皇权受到威胁，他也会变得非常残暴，动不动就进行种族灭绝。所以，残酷不是乾隆的问题，而是威权思维的问题。

　　为什么你错过了现代化

　　北京晨报：乾隆已经达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国错失了现代化的机会，最好的皇帝却做了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无限循环？

　　张宏杰：因为乾隆时代是一个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的繁荣时代。乾隆并没有在精神上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只是将传统的治理技术推向了极致。 18世纪，人类文明的主流是通过宪政制度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并将其锁在法律的笼子里”。乾隆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细致、最完整、最扎实的制度。在他眼里，任何公民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加强的是对人民的驯化。如果当时的专制统治不是那么严密，人民群众本来就有更大的经济、文化、思想空间，现代化也许已经渗透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乾隆成功打造了一座针刺不透、水流不进的政治监狱。这所监狱造就的公民虽然温顺、听话、极其宽容，但却无法站起来，主动迎合世界潮流。 。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只许有胃不许有脑子的“稳定奴隶”。

　　难以突破的路已经结束了

　　北京晨报：和历史上很多“贤王”一样，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无知、懒惰、迷茫的状态。为什么是这样？

　　张宏杰：中国的皇帝都是人治论的信奉者。他们的表现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精神。但是，不受内部和外部条件的限制。个人的智慧和自制力无法抵御环境的纵容和腐蚀。得胜而骄、好逸恶劳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的君王往往将智慧与愚蠢、理性与扩张结合起来。他们既是辉煌的创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祸首。

　　权力应该受到限制，这很容易理解，但威权主义的特点是不让人思考，而皇权是会上瘾的，无法戒掉。今年我会再推出一本，这本书叫《坐天下很累》。表面上看起来，拥有强大的力量很酷。事实上，历代皇帝人的平均寿命都很短，生活质量也很低。在权力的压力下，人容易变得变态。

　　盛世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北京晨报：乾隆达到巅峰后，警惕繁荣衰退，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何跌势加剧？

　　张宏杰：从历史上看，盛世并没有持续多久，这说明它只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压力越大，崩溃的速度就越快，结果就是陷入混乱的循环之中。乾隆有很强的责任感，他的紧迫感比历代皇帝都强。但乾隆盛世的基础是牢牢控制人民。这只是乾隆一个人的盛世。这是爱新觉罗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对于底层人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富裕的时代。所以，越是盛世，他越是想把所有的资源都握在手里，绝不放手。

　　自然界中，有鲜花，也有毒草，毒草也在为生态系统做出贡献。但在乾隆眼中，毒草是一种威胁。一经发现，立即消灭。这固然稳定了局势，但却扼杀了社会应有的活力。乾隆时代遇到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那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传统政治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法。如果我们放松一点，这个矛盾可以通过发展来缓解，但乾隆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做自然会加剧危机。

　　为了打压舆论，乾隆的民事调查重点针对社会底层。据统计，康熙、雍正两代共有文监30座，官员、士绅、名人占三分之二。乾隆执政期间，大约有130起文学作品被监禁，其中72%来自社会下层。这反映出乾隆对社会动荡的过度防范。

　　一代读书人的悲剧

　　北京晨报：书中关于张廷玉的章节令人印象深刻。张廷玉愿意出任王室秘书，乾隆却屡屡羞辱她。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张宏杰：乾隆对自己的智力极其自信，认为自己是超人，相信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能够超越一般规则。你表面上对别人有礼貌，但内心却缺乏尊重。对于敌人或对手，它们喜欢戏弄、吃掉它们，就像猫捉老鼠一样。这是独裁者生存乐趣的来源之一。

　　乾隆的性格与张廷玉很相似，都是精明的，所以乾隆并不被他表面的顺从所迷惑，总想暴露他自私的本性。乾隆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想突破自然界限，直接控制下属的大脑。他极其以自我为中心，将世界视为自己的玩具。他虽然情感丰富，但却缺乏同情心。当别人对他稍微不忠时，他会感到非常受伤。

　　至于张廷玉，他看到系统太强大了，感觉自己无法对抗。他也从中尝到了一些甜头，于是自觉地成为了它的帮凶。如果当时士人联手的话，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也许就能撼动这个体制。然而，那一代的学者没有坚实的精神基础，都是唯物主义者。看到斗争之后，这一代人并没有多少享受，他们刚刚摆脱贫困。 ，难免​​会被利益的诱惑所征服，而西方知识分子很多都是贵族转型而来，对物质的渴望并没有那么强烈。

　　反腐分子变腐败了

　　北京晨报：乾隆早年致力于反腐败，但为何后来却成了腐败者？

　　张宏杰：乾隆早期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独裁措施，但并没有解决传统政治中的根本问题——腐败。在专制社会中根除腐败就像阻止海浪一样不可能。对于腐败，监督力量只有两种：一是儒家价值观；二是儒家价值观。二是最高统治者的决心。

　　在乾隆晚年，这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攻击和羞辱下，官员们逐渐放弃了诚信。乾隆晚年的精力不足和腐败领导力为腐败官员树立了榜样。短短十几年，就完成了从严明纪律到系统性腐败的转变。乾隆晚年，腐败已成为系统性、制度性腐败。这是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依靠人的统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被自己的力量捕获

　　北京晨报：腐败现象严重。尹壮图曾写信进谏，却惹得乾隆大怒。事实上，尹壮图的初衷是好的，想要帮助乾隆，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令人不解——说实话有那么可怕吗？

　　张宏杰：乾隆皇帝年龄越大，他就越形成一种心理刻板印象：成就是重大的，问题是局部的。乾隆晚年，多起重大腐败案件接连爆发，但他认为这只是一根手指头的问题。一旦发现并处理了，就证明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么，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唯独老皇帝却视而不见呢？因为乾隆晚年成了“穴居人”。 《“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在文章中说：“他是自己权力的囚徒，他看到、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信息则被当作错误信息冲走。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阵型，创造了一个机制自动过滤掉错误信息，输入正确信息，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往往无法正确看待自己和世界，甚至无法对自己的实力形成一个恰当、现实的判断。”

　　独裁者很容易成为“穴居人”，因为他周围有大量靠监视他思想为生的人。 “太聪明”和“太糊涂”没有区别，只是需要心态的转变。在大量“正面报道”的包围下，他对尹壮图的“负面报道”极为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古代特征

　　北京晨报：乾隆王朝可能是官方文本中重复“盛世”一词最多的时代，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那么，古代盛世有哪些特点呢？

　　张宏杰：生于盛世，是很多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盼。然而，每一个盛世，都会伴随着一段大灾难，结局也是大崩溃。因为历史上的盛世依靠的是人的统治而不是制度的创新。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一个王朝注重发展时，往往不提及它的盛世。相反，当问题较多时，他们往往歌颂繁荣，因为那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证明。一个繁荣的政权不需要用自我推销来壮胆。汉代文景统治时期和唐代贞观统治时期，君臣从不夸耀自己的盛世。南宋高宗赵构偷偷住在一个角落里。他无法报国仇家恨，却常常自诩盛世。大臣们赞颂盛世的声音铺天盖地。整个清朝，鼎盛时期最受青睐的是雍正时期和乾隆后期。

　　北京晨报：如果乾隆能有更广阔的视野，历史的进程会改变吗？

　　张宏杰：这只能是猜测。如果马戛尔尼在乾隆执政初期来到中国，他可能对世界趋势更加敏感，但他可能仍然麻木。乾隆的视野有限，他的知识结构不足以理解新的变化。即使在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时代，很多人仍然对世界文明视而不见？ 11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以来，许多公民的心态发生了多大变化？一个人很难突破自己所受的教育和经历的限制。这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