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引起的严重传染病。它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公元6世纪、14世纪和19世纪发生的世界范围内的三大鼠疫大流行均造成数千万甚至数亿人死亡，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三场世界鼠疫大流行都与中国有关。例如，西方历史学家证明，14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与蒙古士兵和商人在中亚的活动有关。在传入欧洲之前，鼠疫曾在中国北方流行过很长一段时间。鼠疫疫情起源于19世纪的中国云南，后经广西、香港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由于缺乏数据，西方研究人员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鼠疫大流行期间很少踏足中国的疫区，对鼠疫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了解甚少。

作者曾粗略地描述过14世纪前后中国鼠疫的流行情况。笔者最近的研究表明，明代关于鼠疫流行的文献记载比前代丰富得多，在疫区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描述。本文选取明代鼠疫主要流行地区华北为研究对象，拟对鼠疫的发生、流行及社会影响进行全面的探讨。资深学者吴连德对明代华北鼠疫流行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于宣统三年（1911年）成功组织和消灭了东北鼠疫疫情并主持了世界鼠疫会议后，还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鼠疫疫情。他的研究对于识别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鼠疫症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他说：“在关于鼠疫症状的几条信息中，其中一条尤为重要，是关于1644年山西东南部六安（今长治）发生的鼠疫疫情。方志的作者不仅记载了患者“他的脖子和腋下都有坚硬的病变，血块，而且还有记载说病人会突然吐血而死。据我所知，这是中国最古老的肺鼠疫记录。”参见《万历《山西通志》《祥异》卷二十六《六安》《万历九年四月初一，县城北门无故关闭。当年疫情严重，脖子肿了，容易感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哀。”顺治十八年（1661年）《潞安府志》卷十五《纪事》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有大疫，病者初发核于间”。腋下、大腿，或吐淡血即死，不服饵，亲友虽不敢吊唁，但关门而死，无人安葬。”这两条信息结合起来，就可以对应吴连德文章中所说的内容。他对这两条信息的解读得到了瘟疫学术界的认可。今后医学史领域对中国明代瘟疫的讨论不会超出吴连德提到的范围。

在对19世纪之前鼠疫历史的研究中，由于缺乏现代细菌学和血清学诊断方法，鼠疫的判断只能根据文献记载的患者临床症状。鼠疫是一种传播速度非常快的严重疾病。潜伏期很短，腺型潜伏期为2～8天，肺型潜伏期为数小时至3天。在两种鼠疫类型中，腺鼠疫最为常见。腺鼠疫常发生在流行初期，症状有寒战、高热、头痛、全身疼痛，偶有呕吐、瘀斑、出血等。发病时有淋巴组织肿胀的症状，其部位多在腹股沟、颈部和腋下。如果不及时治疗，淋巴结会迅速化脓、溃疡，病情加重，3～5天内会因心力衰竭或继发败血症或肺炎而死亡。轻者，腺瘤会逐渐消散或伤口愈合并恢复。肺鼠疫可以是原发性或继发性的腺型鼠疫。病情发展迅速，突然发高烧，并伴有全身中毒症状。数小时后出现剧烈疼痛、咳嗽和咳痰。痰中含有大量泡沫状血痰或鲜红色血痰。 。如果抢救不及时，大多数人会在3天内死于心力衰竭和休克。一般来说，腺鼠疫病死率约为30-70%，肺鼠疫病死率高达90%以上。此外，还有败血性鼠疫，病死率几乎100%。吴连德所依据的资料显示，明朝万历、崇祯年间，山西六安府确实发生过鼠疫。

遗憾的是，自吴连德的相关论着发表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内医学史学家对于明代鼠疫疫情的研究却不见任何进展。然而，海外历史学家已经撰写文章讨论这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问题。只是海外历史学家不知道鼠疫的症状和机制，所以称之为“流行病”。在“流行病”的标题下，人们不仅可以讨论鼠疫，还可以讨论其他传染病的流行。这种研究从医学角度来看太粗糙了。一些历史学家推测，此类瘟疫可能是由满族在入侵初期引入的某些微生物引起的，而汉族尚未产生针对这些微生物的抗体，从而导致了灾难性的人口损失。这种猜测的荒谬，显然是由于研究人员缺乏必要的传染病知识造成的。尽管如此，上述公司的相关讨论对于进一步研究极为重要，也是本文的基础。

万历年间鼠疫流行

山西

早在14世纪鼠疫大流行时，晋北大同就可能是疫区的一部分。 《元史·五行志》记载了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的“大同路大疫”，康熙《山西通志》卷三十在同一记载中又增加了“百姓死亡过半”一句。如果康熙的记载属实，按照如此高的死亡率，这次“大疫”应该是“瘟疫”。 （只有少数传染病可以导致大量人员死亡。鼠疫、天花、霍乱是国际检疫的三大传染病。其中，霍乱并非我国原创传染病，而是19世纪中叶从国外传入的。古籍中的“霍乱”是指一般肠道疾病，并非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天花在中国史籍中多记为“痘”，重症天花的死亡率仅为20-40%，所以大同的“大疫”并非天花。急性传染病中，伤寒患者的死亡率最高，为10%～47%，死亡率很难超过50%。没有一种其他急性传染病的死亡率比伤寒高。 ）

14世纪大同的鼠疫流行似乎并没有蔓延到晋南。到明初，山西各州已成为华北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明初大移民时期，这里成为华北移民的主要输出目的地。大同地广人稀，是近卫站的军事移民迁入的地方，除了部分来自外省的士兵外，大部分来自省中南部。

明朝中叶以后，山西地区零星爆发鼠疫。 《康熙《山西通志》卷三十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太原属石州、宁乡、辽、秦，大饥荒，石州瘟疫肆虐，十间房屋九间被毁”。空无一人，田野里充满了饥饿。”从施州（今离市）疫情的死亡率来看，这次疫情也是鼠疫。文献中没有疫情向邻近州县蔓延的记录。

万历年间山西爆发的鼠疫，似乎是从北方的大同地区开始的。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爆发瘟疫，十户有九人染疫，染病者相继死亡。一家若数人染疫，一者染疫”。十个人连门都关不上。”从此次疫情传染性极强来看，应视为鼠疫。此次疫情也可能蔓延到太原地区。 “万历八年，太谷县、忻州、太原燕兰府，疫病严重。”疫情情况不明。就连太原西北的保德州，“明万历八年大疫，棺材纷纷出城”。由此可见，死亡人数不少，但具体症状尚不清楚。

万历九年，大同府疫情西传。 “万历九年，朔州、威远一带大疫，带者皆绝。”同年，疫情还蔓延至辽州、六安。该患者的临床表现是颈部肿胀，传染性极强，因此可以断定是黑死病。

腺鼠疫的一个临床显着特征是淋巴结肿胀和疼痛。肿痛部位有腹股沟腺、腋窝腺、颈部腺等，从瘟疫工作者对近代山西省655例黑死病患者的淋巴腺瘤部位统计可以看出，最常见的部位是腹股沟，然后是腋窝和颈部。颈部黑死病和其他与颈部有关的鼠疫合计约占所有黑死病的 12%。对1950年至1954年云南省1199例腺鼠疫腺瘤发生部位的统计显示，与头部相关或接近的淋巴结肿大占所有腺瘤的16%。略高于山西同类地区的比例。虽然头颈部淋巴结肿大在黑死病引起的淋巴结病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与其他部位的淋巴结肿大相比，头颈部淋巴结肿大受累的可能性较小。由于其曝光度特别引人注目。例如，民国人苗安成在其文章《云南之鼠疫》中提到了清末的鼠疫：“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昆明曾发生痒病瘟疫。又与东区的曲靖、沾益、彝等县相连，西区的郧州、冕宁等县，相传同治年间、光绪二十年左右患者常出现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处如核子大的瘙痒，患者发高烧，生命垂危。夏秋季节出现新谷时，十分流行。光绪二十七年，《昆明县志·五行志》也有类似的表述：“义西地区云州、冕宁等县，相传同治年间及光绪二十年左右，曾有患者经常出现颈部、腋下瘙痒，并发高烧，几天后死亡。” 1958年至1962年在云南西盟县的调查也与上述记载相同：“1917年至1918年，在澜沧江附近的勐所见，是一种引起下颌、颈部淋巴腺肿大的传染病”。 、腋下、腹股沟等处，引起剧烈疼痛，常导致全家患病，三四天内死亡……推测可能发生了鼠疫。”

我们注意到穆勒和《昆明县志》的作者以及现代研究人员陈述这一问题的方式，其中头部或颈部淋巴腺的肿大被视为首要任务。由于苗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后来对疫区的调查，所以他所说的都是疫区人民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的回忆或回忆。因此，可以认为，在鼠疫流行期间，头部或颈部的淋巴腺肿大最为明显。太原地区文水县、交城县也有类似记载。

万历十年，瘟疫继续蔓延。钦州“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称大逆风，一家灭亡”。所谓“大头风”，其实是黑死病患者引起的颈部或耳后淋巴结肿大的别称。 19世纪云南瘟疫流行时，一些当地人将这种流行病称为“大头天星综合症”。这与山西“大头风”同义。

直到万历十四年，疫情才蔓延至六安府南部邻国泽州。据记载：“万历十四年，泽之州县春无雨，夏六月大旱，老幼剥树皮食，流行病蔓延，死者互相躺着。”； “泽州郡十五年，大旱复起，百姓饥寒交迫，病死如故。” “十六年春天，泽州发生地震，疫病大蔓延，有的家庭失去了全家。”平阳省也发生了类似的疫情。

万历十六年以后就没有类似的记录了，但疫情的沉寂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开始，大同府爆发新一轮鼠疫疫情。十八年四月，大通县旱饥荒，九月流行，多发喉痹，一二日而死。”所谓“喉痹”，临床表现为极度充血。气管、支气管粘膜，引起血管、淋巴管内皮细胞损伤，发生急性出血性、坏死性改变，导致患者迅速死亡。这是肺鼠疫的临床症状。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不太可能死得这么快。

万历三十八年的瘟疫也蔓延至太原府。 “九月，太原府发生瘟疫，很多人得了喉麻痹，第一、第二天就死了很多人，死的不计其数，连救治活下来的都长了疥疮，皮肤脱皮。八十九十户十人六十七人，历年正二月，瘟疫不断，金府瘟疫尤为严重，十九日夜二更，国王晋国人死于瘟疫。”与上述大同地区的记载相同。太原府的特别之处在于，晋王也死于瘟疫。

总之，万历年间山西发生过两次重大鼠疫疫情。一是万历八年至十六年的黑死病疫情，几乎波及山西全境；肺鼠疫疫情也从北部向中部蔓延。此次疫情对山西北部和中部地区影响较大，但对南部影响较小。

河北

万历年间，河北瘟疫由北向南蔓延。 《宣府镇志》记载：“万历九年九月，下了一场大雪，山里积了二尺，到了春天就开始消失了，人们的脖子肿起来，一两天就死了。被称为大头瘟疫。它从西城开始，秋天到达城市，染红了巷子里的户户。冬天肯定会蔓延到北京，明年还会蔓延到南方。”河北疫情的临床表现也是脖子肿，与山西相同。据推测，这次流行病是黑死病。

宣府西与大同毗邻。上述信息称，疫情“源自西城，秋季传入该市”。传染病的源头来自西方。据此推测，它可能是从山西大同传入的。引入北京后情况不明。 《光绪《顺天府志》卷六十九》记载：“万历十年四月，京城有疫，通州、东安亦受波及，巴州、文安、大成、保定皆死。大头瘟疫，枕头松了，疼痛传染，亲戚也不敢上吊。”从临床表现来看，所谓的“大头瘟”也是由颈部肿大引起的。该杂志称，这篇文章来自一本采访书，这表明人们对瘟疫的记忆在事件发生300多年后仍然保持着。事实上，清朝中前期的文献中关于这种流行病的记载很多。比如通州，康熙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万历十年春，疫病甚盛，逐户传开，虽近亲也不敢上吊。” ” ;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39卷《顺天府部》，有东安县、保定县、巴州、文安县、大城县等地疫情的详细记录。

保定府北部的定兴县（今新城），“万历十年瘟疫甚重，死者甚多”。中部安州，“万历十年大瘟疫，死者并卧”。这两个县靠近顺天州南部。虽然没有描述患者的临床症状，但可以判断是鼠疫疫区。

真定府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瘟疫，十人死四人”。从临床症状出现的时间和描述来看，可以断定鼠疫呈流行性。 《武强县志》记载：“万历十年，春旱严重，瘟疫严重，脖子肿的人，三天之内就死了。亲友不敢自缢，上吊有传染性。” ……甚至有人死亡，远近惊骇，名曰大头瘟疫。” 《栾城县志》亦如此：“万历十年春三月，大旱，瘟疫流行，颈项肿者，三日而死，亲朋好友不亦。”敢于上吊自杀，如果上吊的话，传染就会蔓延，那些全家被灭门的就叫，叫大头瘟疫。”在这两个记录中，观察者明确将颈部肿大的淋巴结称为“大头”，这与上述分析是一致的。

顺德府疫情发生于万历十四年。记载称：“万历十四年，连年旱灾、饥饿、瘟疫，死者无数。”然而，很难相信万历十年的瘟疫并没有影响到这座城市。大厦。南面的广平府成安县，“近十年，成安疫死多人，一人得病，传染亲邻，皆死”。安城县鼠疫强度如此之大，只能算是鼠疫流行。

山东万历十二年沾化大疫，万历十五年商河大疫，十六年济南大疫。各县疫情由北向南逐渐推进，并没有瘟疫那么迅速。 。

总之，万历九年山西大同鼠疫暴发之初，鼠疫就从邻近的宣府传入河北，再经北京传入河北中南部地区。河北八府、宣府地区，只有东部的永平州和南部的大名州没有明确的鼠疫记录。

河南

乾隆《彰德府志》《彰德府志》卷三记载了万历年间的疫情：“万历九年，临县人人颈项肿，歙县大旱，饥荒严重。临县的蝗虫脖子都肿了，人人都生病了，而且，哭的人都会死。”万历九年大同爆发疫情，当年不可能蔓延到临县。今年“林县人人脖子肿”，其实是当地土壤缺碘，导致当地居民饮食中缺碘，导致居民甲状腺肿大，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脖子肿”。常称为大颈病。这与万历十年一致。该县因鼠疫引起的颈部淋巴结肿大有本质的不同。

可见，万历十年鼠疫传入山西六安府时，也经邻近的林县传入河南省彰德府。据此可以推测，同一资料记载的万历十二年歙县疫情和十五年临漳疫情可能都是瘟疫。

卫惠府的疫情发生得比较晚，是在万历十五年。在新乡，“万历十六年，民相食，疫病大，死者横卧，无法掩埋，遂填满沟壑”。从新乡的情况来看，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如此之大，“填荒沟壑”很可能是鼠疫疫情。正因为没有临床症状的解释，所以很难确定。

在河南府，只有洛阳的疫病记载：“万历十年，洛阳疫病死者横尸街头”。洛阳是豫西重要城市，人口多、流动性大。瘟疫很有可能是万历十年从山西传入的。

万历十六年，开封府和怀庆府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疫病”，可惜没有任何症状和死亡的解释。豫南汝宁、南阳等地尚无类似记载。

崇祯年间鼠疫流行

山西、陕西

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崇祯初年，山西不再有重大疫病的记载。崇祯六年（1633年），部分地区开始发生疫病。 《雍正《泽州府志》卷五十七记载：“崇祯六年，夏高平、阳城、沁水，大疫”。同年，平阳府“临汾、太平、濮县、临晋、安邑、喜州、汾西、蒲州、永和大旱，垣曲疫病严重，道教对峙”。性质未知。

内乱引起的社会动荡常常引发鼠疫流行。例如，钦州沁源县，“崇祯五年四月，土匪入东莞，烧毁房屋数百间，村落尽毁，数百户孤城孤城。次年，饥荒，米钱半千，又发生瘟疫，死者不计其数”。由于缺乏症状，此次疫情的病因仍存疑。与钦州毗邻的辽州，“崇祯五年，贼攻城，屠尸山，灭家百户，六年大疫”。疫情原因与沁源县相同，症状也不明。 。在太原府西部的兴县，上述资料还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贼寇，杀伤百姓，饥荒日甚。”每年都有一场瘟疫从天而降，早晚都有人死，一夜之间，一家人都死光了。”一个残余。百姓惊恐逃散，城内空空荡荡。”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兴县发生的鼠疫必定是鼠疫，从“晨死”二字来看，可以肯定是肺鼠疫。

崇祯十年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鼠疫。今年，“瘟疫流行，有味牛也受到了疫情的困扰”。 “十四年，瘟疫爆发，哀悼消失，年年有严重饥荒。” ……“十七年，瘟疫再次袭来。”直至顺治八年（1651年），“瘟疫蔓延，人畜多人死亡”。当一种流行病发展到无人敢质疑的地步时，它无疑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而且由于人和牛都被感染，因此排除了天花的可能性。鼠疫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常见疾病，因此判断本次疫情仍为鼠疫。

大同浑源，“崇祯十六年浑源瘟疫严重，有人死亡，家破人亡”。灵丘“崇祯十七年瘟疫甚重，死者过半”。两项数据所揭示的高死亡率可以看作是鼠疫流行的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崇祯时期的瘟疫已经蔓延到了大同府和河北毗邻的地区。

至于六安府，根据先前引述的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十五《纪事》，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疫的征兆是清晰可辨的。这表明鼠疫已从山西中部或北部向南部蔓延。

总之，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的十几年间，中北部几个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瘟疫。其中，太原地区、大同地区、六安地区有鼠疫症状记录最清楚。从疫情发生时间来看，太原地区西部的兴县很可能是鼠疫疫情的起源地，其次是大同地区，然后是六安地区。

陕西鼠疫可能与兴县地区鼠疫流行有关。上述信息中，兴安民众为躲避疫情而出逃，可能导致鼠疫向邻近地区传播。榆林府，“崇祯九年五月大疫”。崇祯十年，延安府“大瘟疫，……死者散于米脂城。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 ，……大疫，闽十六年七月，县城爆发瘟疫。”鼠疫传播方向为自北向南、自西向东，表明陕北鼠疫疫情与山西兴县疫情存在相关性。崇祯十三年，凤翔府“凤翔等县大旱饥荒，百姓流离失所，死者遍埋。次年大饥荒，疫情爆发，所有居民都死在了自己的房子里，没有人在野外。”有一例从北方传入的鼠疫。可能的。

河北

崇祯八、十年，山海关爆发严重疫病，疫情不明。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疫情严重。虽然没有患者临​​床症状的记录，但大名地区的数据显示，今年的鼠疫可能是严重传染病的流行。 “11月，发生大饥荒，小米价格达到1400元，瘟疫蔓延，死亡89人。” ”。

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大名府里，“春无雨，蝗食尽麦，瘟疫流行，十人五十六死，年年甚凶”。死亡率相当高。广平省“闹大饥荒，流行疫病，民以食为天”。顺德地区“连年干旱、饥饿、瘟疫，死者无数”。真定府，“正定大旱，百姓饥饿，夏季疫病严重”。顺天府良乡县“年年有瘟疫、大饥荒”，次年“大瘟疫”。 “崇祯十四年七月，京师大疫。”疫情蔓延至北京。但从此时的记录来看，尚无临床症状的准确描述。目前还很难确定这次疫情属于哪种疫情。

崇祯十六年的几处记载表明，这一轮瘟疫仍然是鼠疫。如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有大疫，名曰黄疸，传染性较别宅，有家被杀，无一人”。治愈。” “疙瘩”其实是对黑死病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且由于传染性极强，并不是一般的传染病引起的。昌平府的记载也是如此，“十六年有一场大疫，名曰‘黄疸病’，致人死亡，甚至全家灭亡。”这是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在保定地区雄县，“全县疫情严重，雄县瘟疫蔓延，百姓惶恐不安，问话礼仪几乎无用”。疫情传染性太强，让人“害怕”。看周边县城的情况，肯定是瘟疫了。

从北京郊区通州和昌平的疫情可以推断，同一种传染病可能正在北京肆虐。 《明史·五行志》记载称，崇祯十六年，“二月至九月，京师大疫”。第二年，罗养行在天津主管军务，他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发生的大疫：“去年，京城发生大瘟疫，死者遍地，十间房屋”。空无一人，甚至家家户户都被消灭了，无人能自抑。”崇祯十七年，天津爆发肺鼠疫。 “天降祸患，瘟疫蔓延，从8月份到现在（9月15日），感染处于高峰期，一两天就有人死，早晚有人死，每天死的人不计其数。 ”数百人，乃至全家，都死得无影无踪。他们挨家挨户地走，却没有一个人得救……一个人感染了疫情，全家人都被杀了。两个月后他就去世了。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它在城外随处可见，但在城内尤其如此。以致满道棺材艾草，满路哀号。”这是一片悲惨、恐慌的景象。罗阳行将天津瘟疫流行归咎于李自成部队的活动。他说：“官注，灾祸流行，往往是由人造成的。”天津的疫情发生在李自成的军队经过之后，百姓被叛乱蹂躏后，有多少人活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宁愿再遭受这样的灾难吗？”他请求政府紧急救灾，并“绕城隍庙、玉皇阁走遍祈福”。然而，他没有使用任何药物，而是向上帝祈祷。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部队进入北京。北京的瘟疫并不是李的军队带来的。

北京的瘟疫虽然不是李自成部下带来的，但宣府地区的鼠疫流行却与李自成的活动有关。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有贼入怀，十六日迁营东。当年，贼所过之处，疫病严重，凡没有经过就不会受到疫情影响。”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瘟疫？ “顺治元年秋九月，有一场大疫，有保安、有沙堡的家庭不下千户。在世成员宗英祚、周至正、朱家福等全家……都死于疫情，鸡狗都死了。黄昏时分，鬼魂在市场里行走，或者人们吹着口哨，听得清清楚楚，真是一场奇特的灾难。”我们知道，李自成从山西进入河北，其部队活动引发的鼠疫当然与同时期山西盛行的鼠疫有关，从人畜共患疾病和大量死亡两个特点来看就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北京已经成为肺鼠疫流行区，李自成的部队只在京城停留了短短43天，就被清军赶出了北京。清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迅速蔓延的瘟疫赶出了北京。

崇祯年间，河北瘟疫由南向北蔓延，并由于李自成部族的迁徙，由山西北部向河北北部蔓延，呈现由北南向中部传染的趋势。

河南、山东

崇祯十四年，河南大部分地区发生重大疫病。开封府阳武县，“瘟疫爆发，死亡十九人，灭亡无数”。人群死亡率极高，怀疑是由鼠疫引起的。荥阳县的情况与阳武县类似，从挨家挨户传播分析，具有鼠疫疫情的基本特征。通许县也有“大疫”的记录。就商水县而言，“崇祯十四年春，有大疫，秋止，死者无数。初收棺材，后买书，后人都死了，没人能收。到了六月份，街上人已经很少了，但你能听到苍蝇和死人的声音。”这与阳武、荥阳的记载大致相同，可以判断为鼠疫流行。

崇祯十四年，河南偃师县“春疫大，埋死者一斗米五千钱”。崇祯十四年怒乡县，“十四年春饥，民食榆皮根，疫疫甚重”。如果根据开封地区的情况推测，河南地区的疫情也可能是鼠疫。

崇祯十三年，“临漳疫疫较大，安阳麦达民十五年，瘟疫复民，农牛死亡，不可计”。根据之前的分析，这类人畜共患病应该是鼠疫。

崇祯十四年，德府发生“大疫”，死者面面相觑。怀庆府十三年，“大旱，谷不能种，大饥荒，民间疫病，尸横遍野，两千谷相争，民相残食，大量混乱爆发。”十四年，“大饥荒，民间疫病”。 。疫情未知。

河南省崇祯年间鼠疫在崇祯十四年集中发生，与同年河北省的疫情恰逢。从开封府和彰德府的记录来看，此次疫情很可能是黑死病。今年，河南中部鼠疫最为流行。同样，山东青州、济南等地的瘟疫也主要发生在崇祯十四年及其前后。济南府，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间，历城、齐河、海丰、德州、泰安等地发生重大疫情，但疫情情况不明。从时间上看，也有发生瘟疫的可能。

从崇祯年间华北三省鼠疫流行情况来看，崇祯六年可能是一个零星暴发时期，其中心位于山西南部或中部。崇祯七年、八年，太原府西兴县一带爆发鼠疫。 。崇祯九年、十年，陕北及本省大同府鼠疫流行，可能与兴县鼠疫有直接关系。之后传入河南、河北等地，于崇祯十四年流行。崇祯十六、十七年，疫情再次在北京、天津等地蔓延，造成华北两大城市大量死亡。

鼠疫的生态背景和社会环境

北方鼠疫的自然疫源地

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也是与动物生态循环有关的野生动物疫病。人类感染鼠疫只是这个生物循环的一个偶然过程，但往往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在讨论这种野生动物疾病向人类传播时，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些与鼠疫生态系统相关的问题。

鼠疫生态系统结构如下：老鼠等啮齿类动物是鼠疫耶尔森氏菌的主要宿主；寄生鼠疫耶尔森氏菌是自然鼠疫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员；为了能够成功侵入宿主啮齿类动物的身体，媒介昆虫——跳蚤——承担起了这一责任；跳蚤也是一种寄生虫，通过吸食动物的血液来生活和繁殖。它的生命过程与温血动物密不可分。适宜的温度对于鼠疫生态系统的任何成员都至关重要。表示非常有必要。

上述三名成员在其相应地区占据一定地理范围，构成“鼠疫自然疫源地”。自然鼠疫疫源地的形成是生物长期进化的结果。当人类活动涉及鼠疫自然疫源地时，就有可能被鼠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鼠疫会传染给人类，演变成人类瘟疫。由此可见，鼠疫的自然疫源地实际上为人类一次又一次的鼠疫流行提供了鼠疫杆菌的来源。也可以说，人类对鼠疫生态系统的干扰导致鼠疫向人类传播，从而引发人类鼠疫大流行。

据现代鼠疫工作者研究，我国仅存的十个自然鼠疫疫源地中，毗邻或接近华北的有松辽平原的达斡尔黄鼠疫疫源地和甘宁黄土高原的阿拉善地区。乌兰察布高原黄鼠疫疫源地和长爪鼠疫疫源地。从明末华北地区的两次鼠疫疫情来看，鼠疫菌的来源应该是乌兰察布高原的长爪鼠鼠疫疫源地。

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疫疫源地是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原长爪鼠疫疫源地的简称。疫源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原。按其地理位置可分为三部分：其北部是草原亚带中的乌兰察布高原荒漠草原疫区，面积10万平方公里，从呼和浩特、包头以北的阴山山脉延伸至中蒙边境。南部为草原亚带西部黄土高原荒漠草原区。后者主要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又称鄂尔多斯沙漠草原疫区，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东部以小腾格里沙地延伸至察哈尔山地，称为察哈尔山草原疫区，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这个巨大的自然鼠疫疫源地大致覆盖了山西、陕西的外蒙古高原牧区，但不包括毗邻山西、陕西的农业地区。最突出的是，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北、东、西都是鼠疫疫源地，而都河套灌区则不是。可见，乌兰察布市长爪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具有相当明显的地理特征。

历史时期鼠疫的自然疫源地可能比今天大得多。这是因为明清以来，山西长城口以外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汉族大规模迁徙，大片牧场转变为农田，农牧业的分界线逐渐北移。嘉靖十二、十三年（1533-1534）大量汉人迁入。大同边防军爆发起义，残存党员逃亡长城外，避难蒙古阿达。这伙汉人叛乱分子不仅从事军事活动，还在蒙古的土地上从事建筑和耕作。他们还招募汉族难民，在蒙古实地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导致晋陕长城以外地区农业人口迅速增加。到清初，随着清政府向西北调兵，该地区成为重要的军事驻地，农业开垦力度加大。到了清末，口外的土地全部被开垦，山山口外的大片牧场已全面转为农业区，形成了今天所见的农牧业分界线。

退牧还田将对原自然鼠疫疫源地产生较大影响。土地开垦破坏了长爪沙鼠原有的生存环境。人与老鼠的大量接触，造成了人类鼠疫的不断发生。人类对啮齿动物的消灭导致啮齿动物个体大量繁殖，导致一些疫源地消失。前文提到，在当今乌兰察布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西缘，有一个从内蒙古包头以西至杭后旗的非鼠疫疫源地，恰好是河套灌区，是，河套农业区。据推测，在近代河套灌区形成之前，该地区与其北部、东部、西部一样，是长爪沙鼠鼠疫的自然疫源地。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北北部。近代最早可追溯到河北的人间鼠疫发生于1888年的围场县，这次感染来自北方，是从内蒙古传入的。然而，接下来的十年里，流行病不断爆发，其中三分之一的疾病是肺部的。因此推测围场地区存在鼠疫动物疫病，居民中的鼠疫就是由动物疫病引起的。围场县与辽宁省喀喇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以及内蒙古多伦旗、正兰旗接壤。今日除围场外，其余旗县皆为鼠疫肆虐。该疫源地是察哈尔山松辽平原达斡尔族黄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一部分。被这个巨大瘟疫疫源地包围的围场县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非瘟疫疫源地，可能与近代高强度的农业开垦密切相关。清朝末年，曾经作为皇家狩猎场的围场被移民开垦，大量汉族涌入，原有的生态环境被改变，鼠疫疫源地已不复存在。

吴连德曾根据近代晋北兴县、临县、保德县动物鼠疫疫情频繁推测，该地区可能存在自然鼠疫疫源地。 1962年至1974年，山西省卫生防疫部门在临县、大同地区进行疫源查找，但未发现阳性结果。因此，山西省是否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尚未得到证实。但与围场县的情况相比，莱县鼠疫自然疫源地也存在着民国以来已经扑灭的可能。

总之，明代中国北方鼠疫的自然疫源地比今天要大得多，其南缘接近晋冀鲁豫的长城线。即使在山西境内，也存在自然鼠疫疫源地的可能性。这些自然鼠疫疫源地为明代华北地区人类鼠疫大流行提供了直接的鼠疫菌来源。

人类瘟疫的起源与传播

从鼠疫传播方式来看，当长爪沙鼠流行鼠疫时，鼠疫细菌往往会传染给家鼠，再通过家鼠传入居民区，从而威胁到人群。在干旱的草原地区，家鼠很少，属于稀有物种，不适合家鼠寄生蚤——霸王龙蚤的繁殖。此外，由于荒漠草原面积广阔、人烟稀少，且主要用于放牧，当地居民容易遭受啮齿类动物的侵害。机会比农业地区少，人类感染的机会很低。然而，当人类大规模主动进入这一区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嘉靖年间，汉族移民开始殖民山西长城外的蒙古草原，破坏了当地长爪沙鼠的生态环境。人与老鼠的接触增多，感染疾病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万历九年山西大同开始的人类鼠疫疫情很可能与汉族移民的这一活动有关。

人类鼠疫的流行还与气候条件有关。在干旱、饲料歉收的年份，老鼠、土拨鼠等啮齿动物会迁徙寻找食物，其中相当一部分会迁徙到不同地貌的交界处，促使动物种群之间的接触增加；啮齿类生物体普遍降低，对疾病的抵抗力降低；由于草料不足，虚弱动物体内的跳蚤数量增加，这可能会增加病原体的传播；干旱还导致鼠洞内的温度相对升高，促进鼠疫耶尔森菌在跳蚤体内的繁殖。

同样，在干旱和饥荒的年代，人类也加剧了对鼠疫生态系统的干扰。据现代瘟疫工作者调查，在饥荒年月，当地居民有在长爪沙鼠的栖息地挖巢、储存食物的习惯。秋冬季节，长爪沙鼠巢穴中跳蚤的种类和数量较多。将大量储存的粮食、草籽从鼠洞搬回家乡，势必会带回大量跳蚤，其中可能就有鼠疫跳蚤。挖洞时还可能遇到鼠疫鼠、鼠疫跳蚤，感染鼠疫。不仅如此，在中国北方，饥荒之年，不仅老鼠食物成为人类食物，就连死老鼠本身也成为人类食物。一般来说，自杀的老鼠大多是鼠疫鼠。如果吃了的话，感染疾病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山西中、北部地区年降水量不及500毫米，干燥度在1.5以上，属半干旱气候，旱灾成为本地区经常性的自然灾害。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具体说来，在成化、弘治年间，山西省的旱灾年份占全部年份的37%，正德、嘉靖年间降至25%，万历年间降至21%，崇祯年间则升至50%。可见明代山西的旱灾经历了由多到少再由少至多的过程。在这4个时段中，成化、弘治时期的大旱灾仅占全部年份的6%，正、嘉时期占3%，万历时期占13%，崇祯时期占24%。据此可见，万历—崇祯时期的旱情在加重，尤其是崇祯年间，不仅旱年比率增加，且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据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所作《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统计。该表将单月、单季成灾较轻的旱、局部地区的旱记为4级，持续数月干旱或跨季度旱、大范围严重干旱记为5级。在山西设大同、太原、临汾、长治四个观察点，我在此四个观察点上，年合计级数为16以上者称为旱年，其中旱级为16者为一般旱情，17—18为中等旱情，19—20为大旱情。特此说明。）。山西旱情的变化，与同时代华北地区是一致的。

旱灾之年，由于食物的匮乏，也使人类个体的体质下降，抵抗疾病的能力随之下降，加上灾年外出觅食人口的流动，卫生状况的恶化，都会导致鼠疫流行范围的扩大和流行强度的增加。万历十年鼠疫流行时，山西、河北和河南东北部皆为旱情所困扰。万历十四年，山西南部流行鼠疫时，该地恰为大旱之年。崇祯初年山西旱情不重，崇祯六年则为大旱，尤其是中部和南部地区，皆为持续数月或跨季的大旱灾。这一年鼠疫起自山西中部地区，当与此次大旱有关。崇祯十年、十一年两年中，山西各地乃至华北皆为大旱，十三及十四年复又如此，这几年正是山西及华北鼠疫大流行的时期，鼠疫流行与旱灾的关系也就昭然若揭。

鼠疫流行对人口的影响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北平(河北)、山西两省人口大约有690万人。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至万历十年(1582年)，有人口约为1780万。按照顺治《新乐县志》卷一○中的记载“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是年两省死于鼠疫的人数可能达到700万人。由于鼠疫的传播可能并不涉及每一个县，且各县染疫人口也有多少之分，因此，作一较低的估计，万历十年的鼠疫流行中，两省人口大约有500万死亡。由于这次鼠疫流行的同时，并没有战争和大的饥荒伴随，这一人口死亡数可以视作直接死于鼠疫的人口数。

如上述，河南北部地区也受到鼠疫的侵袭，河南中部的情况不明。至少就彰德府及洛阳的受疫情况而论，人口的死亡并不在少数。所以，我们估计华北地区人口死亡数达500万左右，并不会是一个过高的估计。

明代后期的华北社会已经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500万人口的死亡，对于人口过于密集的华北社会影响是有限的。万历十年以后各地发生的规模较小的鼠疫流行，仅对区域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万历十年鼠疫大流行中损失的人口不可能通过人口的自然增殖来恢复。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发生旱灾，白水农民王二揭竿酿成明末农民起义，华北社会复陷入一场新的大动乱当中。崇祯初年旱情继续发展，民变不断，群雄并起，起义的农民持枪执矛，一次又一次在华北大地呼啸而过。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旱灾又使得华北大部分地区陷入饥馑，军队的征战不断将疫情沿途传播，形成明末鼠疫扩散的动力之一。华北社会在战争和鼠疫的共同侵袭下度过了明代末年的最后时期。按照我在上引书中的估计，明代河南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据成化《河南总志·户口》，洪武二十四年河南省人口数为257万，万历初年可能达到780万左右，如此，万历八年华北三省的人口总数达到了2560万人。据葛剑雄先生的意见，明清之际的人口下降幅度达到了40%左右，华北地区的人口下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至少可达50%。因此，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人口大约为1280万。扣除万历年间鼠疫流行中的死亡人口，崇祯年间的死亡人口达到了780万左右。崇祯年间的人口死亡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很难分清纯死于鼠疫的人口数。但是，我们可以以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人口死亡状况作一类比。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cholera)的占70%。霍乱和鼠疫同属三大国际检疫传染病，不治状态下的患者死亡率与鼠疫相当。据此可以推测，在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应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死亡人口合计超过1000万。

被生物圈影响的历史

在以往有关华北区域社会历史的研究中，环境与生态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明代后期、尤其是明代末年气候异常的背景下，华北地区以及中国北方各地普遍干旱少雨，生态系统趋于脆弱。明代后期的华北人口已相当密集，觅食人口的数量和流动性大大增加；干旱状态下啮齿动物的觅食性迁移也大大加强，不同景观结合部的人、鼠接触机率增加，终于酿成万历和崇祯年间华北两次鼠疫大流行。因此，区域社会的变迁不仅与本区域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还与相邻区域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华北及其他区域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在以往有关明末历史的研究中，考虑最多的是政治斗争、阶级冲突和民族对抗。本文的研究表明，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在以往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考虑最多的是人的社会属性。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人类本身就是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不仅是社会人，而且是生物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也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觅食、求生的本能和行为。因此，明代后期华北社会的变迁可以视作中国北方生物圈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环境与人相互作用的产物。